论文关键词：乌托邦
论文摘要：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历史演化，把中国送入“信用资源匮乏型国家”的行列。 
　　乌托邦反思：80年代的信仰危机 
　　“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小邓和老邓之间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小邓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社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80年代的信仰危机，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它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世界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1986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1989年的盛夏，在某个不合时宜的时刻，饱受记忆和现实折磨的周扬，在北京悄然辞世，带走了忏悔者最后的信念。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90年代的信念危机 
　　1989年的北京动乱，引发知识界的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三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90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