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激进主义
摘要：“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者主观激进造成的，而是统治者造成的。历史证明，近代中国的激进，其实是清政府极端政策逼出来的。 
　　近20多年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近代激进主义思潮进行猛烈的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史实证明，极“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同极“右”的保守主义一样，同样可以造成重大的灾难。但是，这种批判必须首先搞清近代为何会产生这种激进主义，以及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等问题。离开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进行批判，势必要走向事情的反面。现就近代为什么会产生激进主义思潮，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 
　　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所以爆发是清朝统治者不进行“自改革”逼出来的 
　　19世纪中期的清王朝，早已告别康乾盛世，进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衰退、“日之将夕”的衰世。早在鸦片战争前夕，晚清著名改革思想家龚自珍就劝告统治者说：“与其赠来者勍改革，孰若自改革。”这就是说：清政府不主动进行“自改革”，人民将用暴力推翻清政府进行“勍改革”。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仍然拒不进行“自改革”，最终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立志通过“改邪归正”的和平方法进行改革。由于清政府的腐败顽固和拒不改革，洪秀全才被迫在1847年写了《原道觉世训》，走上“斩邪留正”的武装起义道路。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是清政府的腐败和拒不进行“自改革”逼出来的。 
　　二、戊戌变法被清廷血腥绞杀证明了自上而下和平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战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上层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了自上而下救亡图存的维新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的下层代表孙中山等则在经过和平上书失败后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 
　　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被康氏借来作为催促清廷变法的依据。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如果再不进行改良，“恐自今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光绪帝最后于1898年被迫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进行了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的103天的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活动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应该说算不上“激进”。但是，即便是这样一次温和的改良运动，由于触及清王朝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所以统治者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流血政变，从而使这场和平的改良运动，昙花一现地悲壮失败了，戊戌六君子血撒菜市口。谭嗣同在临刑前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运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维新运动以和平改革始，结果却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顽固派的血腥镇压，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走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年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的变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更是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说什么“宁赠友邦，勿与家奴”，正如当时革命派指出：“清政府已成了’洋人的朝廷’。” 
　　三．孙中山是在“和平之法无可实施”时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的 
　　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同时，孙中山通过郑观应、王韬等的介绍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要其进行自上而下和平改革的建议，“以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他建议能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走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这是一个由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和平改革的方案，丝毫也不“激进”，可见孙中山开始时也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在清廷拒绝接受和平改革的变法方案，再加之甲午战争的兵败，使孙中山认识到清廷统治者拒绝任何有利于民富国强的改革，“深知和平之法无可实施”时，才迫不得已走上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
　　1907年，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者。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之原料。……革命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之一大工厂也”。由此可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也是清廷腐败拒绝改革给逼出来的。有学者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当初如果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这种指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的看法，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臆测。历史的真相已经证明，辛亥革命是清廷一再拒绝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改革而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