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崛起,文化自主
摘要：这是在30年来“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话语，具有一种豪迈的气概，其志向所在远不止于“寻求富强”，甚至不止于发展“特殊主义”版本的中国文化，而是致力于从中国出发，创建中国的“普世主义”论述，为塑造未来新的世界文明开拓道路。而其对于学术界的主要关切，是要在“文化自主”或“文明自觉”的大视野中，重新探索和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而对学术自主性的追求也将导向促进文化自主的大目标。这是令人钦佩的雄伟抱负，也是值得关注的思想努力。论文无意对此展开全面探讨，在赞赏和认同其基本诉求的前提下，仅限于辨析这一论题可能蕴含的复杂的面向与困难的问题，试图以一种“思虑”的方式介入讨论。

　　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中国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如何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如何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这些“宏大问题”近年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关注的一个论题。1相关论述的侧重点与表述方式各有不同，但基本诉求大体一致——呼吁破除西方学术和思想的霸权，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精华，塑造具有世界影响的现代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可称之为新的“文化自主论”。实际上，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转型，对“文化自主性”的关切总是凸现出来。从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的“体用之辩”以及“科玄论战”，到1980年代的“文化热”，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中国崛起及其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崛起”构成了寻求“中国学术主体性”“中国文化自觉”或“中华普世文明”等论述的直接背景。社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文化自主的意识，这在直觉上是极为自然的。但是，我们从30年来中国获得巨大发展这一事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文化自主的可能性前景，两者之间的关联是相当复杂的。如何把握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中国崛起的原因，如何认识它对于“文明创造”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甚至是异常值得重视的。但首先让我们理清，这个“中国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由此才能进一步推论它可能生成什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辨析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实践是否确立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否具有“超克”现代性困境的文明示范力量？我认为，目前我们对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未获得确定性的回答。

　　中外学术思想界有许多理论试图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做出解释。在公共舆论中最为流行的解释，可被称为“自由化论”或“新自由主义论”（大约对应于几年前思想争论中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某种简单化版本）。两种论述有相当不同的立场取向，但各自提出的解释却具有某种高度一致性：认为中国发展最主要的（虽非唯一的）动力因素，是引入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管理与科技等方面的机制），中国的崛起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接轨”的结果，而其思想基础源自（甘阳所指称的）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改革前简单地彻底拒斥西方，转向全面接受甚至崇拜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这个以“自由化”所推动（或者，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改革规划既获得了成就，也造成了问题。一方面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整个社会迅速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迅速的发展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表现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异加剧、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腐败恶化以及教育危机。而在文化精神层面上，当前社会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境况：物欲横流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日益严重的道德意识的衰落以及价值虚无主义的倾向。“自由化论”或“新自由主义论”大体都承认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分歧在于各自的诊断与对策。自由派认为，大多数问题是由于“市场化”不够充分（或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所造成的；而新左派认为，这场改革严重受制于“发展主义”心态，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就未来可欲的发展方向而论，双方的争议在于：我们是应当更进一步地加入全球化的“世界主流文明”，还是要扭转这个片面发展的导向，寻求中国独创的健康的发展模式。但是，在这两种解释中，无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都谈不上是开创了独特的“中国模式”，不过是在努力实践（“接轨”）西方主流的现代化模式。

　　令人好奇的是，近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论述似乎越来越沉寂了。也许，这种论述（特别是某种简单化版本）会面临一个悖论：如果把中国的发展解释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结果，虽然可以方便地将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归咎于一个“外源性”的祸根，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奇迹也就变成了“自我他者化”的奇迹。于是，改革发展虽然是“中国人”取得的成就，却称不上是“中国”（独特道路）的成就，甚至可以说，这是“自由市场神话”或者“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胜出。我们成了“异己文明”的载体，虽然走向富强，却正在丧失文化的自主性，而且还陷入了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就文明创造的意义而言，我们并没有获得多少足以骄傲的成就，也没有多少真实的理由和信心来展望“中华文明的复兴”。

　　当然，上述解释虽然在公共领域中颇为流行，但更为严肃的学者（甚至包括“精致的”自由化论者或新自由主义论者）都拒绝接受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解释。不久前，汪晖在日内瓦论坛发表演讲，强调“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在改革后发生的（往往被忽视的）积极影响，分析国家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在改革进程后期，国家功能逐渐从发展主义国家（以GDP增长为中心）转变为社会服务的国家（关注社会正义、社会福利体系和绿色GDP等）的积极变化，认为“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全然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是危险的……。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也并不是其反例”。因此，“有必要对改革的历史作一个详细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伟大成就，以及那些原因导致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分化。”2在类似的更为深入和复杂的解释进路中，我们或许可以辨识出独特的“中国模式”的线索。而甘阳在近年的系列演讲中，着重阐发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并以此部分地解释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但同时仍然审慎地将“中国模式”视作一个“未解之谜”，是留给未来深入思考、分析和总结的课题，并因此而呼唤“第二次思想解放”。3

　　汪晖与甘阳等提出的解释思路，虽然是纲要性的，但指向一个反思性的维度：力图对那些既有的流行解释“再问题化”，首先是要将“中国的现代性”从“西方化”的普遍叙事中剥离出来，去重新发现和理解“中国要素”（包括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传统，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传统，以及60年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对30年来中国崛起的“塑造性力量”，由此打开对未来之中国道路及其对世界文明之意义的新的想象空间。

　　这种思路无疑具有令人兴奋的启发性，但同时也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比如，如果有待澄清的“中国模式”与“西化论”的解释相反，的确是一种独特的道路，那么“中国要素”也必将“内在于”崛起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精神意义层面的问题），并担负相关的责任。除非我们满足于一种非反思性的幻觉：凡是伟大的成就都是自我的独创，凡是弊端与危害都是外来的祸害。这里要点在于，“独特性”与“可欲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从“这是我们独有的”无法推论“这就是好的”。在古代与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每一种“中国传统要素”都曾遭遇困境甚至陷入危机，即便是在新的背